2021年中国脊柱类植入耗材市场发展战略规划及市场竞争格局预测

（1）脊柱类植入耗材产品的发展历程：脊柱骨科的发展可追溯数百年历史，现代脊柱骨外科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代表性事件有两位法国骨科医生Cotrel和Dubousset发明了CD技术（三维畸形矫正技术）、法国医生Roy-Camille发明了椎弓根螺钉技术以及瑞士医生Dick发明了内固定技术，这些划时代技术的核心是通过植入内固定器械实现脊柱在三维空间内的矫形和固定，从此奠定了现代脊柱骨科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外科疗法手段，如矫正、稳定、复位和重建等。

此后，新材料的应用和固定器械的设计优化使得内固定器械运用于越来越广泛的手术之中。材料应用上，早期的脊柱内固定系统主要以不锈钢材料为主，90年代以后钛合金材料开始被广泛运用，2010年以后钴铬钼合金也被逐步应用于连接棒等部分内固定组件；设计上，早期脊柱内固定器主要为胸腰椎后路内固定器，随着医生对脊柱疾病理解的不断深化，临床上对不同细分病种的专用器械的需求不断上升，对内固定器械的设计提出更高要求。以胸腰椎脊柱内固定系统为例，目前市场上最先进产品除实现普通脊柱内固定外，还能够同时实现脊柱矫正、重度畸形矫正、脊柱肿瘤治疗、青少年/幼年脊柱矫正等功能。

由于单独的内固定系统无法有效治疗椎间盘退变造成的脊柱失稳和椎体滑脱，骨科医生曾尝试用使用椎体间植骨的方式促进脊柱融合，然而在随后的临床应用中，单纯椎间植骨暴露出不少缺陷，如椎体不融合率高且易形成假关节。为了克服这些不足，骨科医生开始寻求一种专用的椎间融合器使得退变的椎间盘与两端椎体融合为一体。1979年，Badgy开发了一个不锈钢中空带孔柱状体，用于马的颈椎椎间融合术。1986年，Badgy和Kuslich将该技术运用于人的腰椎椎间融合手术，并增加了表面螺纹，材料使用钛合金，即为BAK融合器，术后取得了较好的融合效果。但在临床运用后期，钛合金类椎间融合器不足之处逐渐表现出来，如不能从X线片判断其内部骨融合情况、存在应力遮挡、异物感、金属结构松脱等并发症。为此，1997年Scient’s通过实验后将PEEK椎间融合器应用于临床,相比于金属类融合器，该类融合性具有透光性好,弹性模量较好，抗腐蚀性及生物相容性好的特点，目前PEEK已经发展成为椎间融合器的最常用材料。

发展至今，脊柱类植入物主流产品主要为两大类，一类为由接骨板、固定棒、螺钉等单独或组合而成的脊柱内固定系统，另一类为椎间融合器。脊柱骨科领域发展到今天相对比较成熟，新技术新疗法不断涌现，疾病诊断、治疗和评估手段逐步提高。脊柱外科未来发展趋势是手术的精准化、微创化和智能化，然而对于老年脊柱疾病，脊柱疼痛，脊柱功能性障碍，脊柱骨质疏松，失稳以及脊柱医源性退变等脊柱疾病，临床治疗方法尚未形成共识。对新疾病的认识催生新的疗法需求，疗法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因此，骨科植入物行业的发展依赖于骨科临床领域的创新，而脊柱骨科新技术的出现主要来源于临床医生对脊柱疾病更深入的发现和理解，对疾病种类、部位、病源和进展更精细的划分，对现有疗法效果和风险的评估，对提高手术操作体验和病人长期综合治疗效果的追求。

（2）脊柱主要疾病及病人规模：

①脊柱主要疾病：脊柱为人体内最为重要的骨组织结构，承担支撑躯干、保护内脏及脊髓和驱动身体运动的功能。脊柱疾病种类众多，多发病主要有脊柱侧弯、儿童先天脊柱畸形、成人退变性脊柱畸形、退变性脊柱滑脱、退变性椎间盘和坐骨神经疾病、脊柱骨折、脊柱肿瘤、脊柱感染，颈椎病和老年脊柱疾病如退变性椎管狭窄和骨质酥松型压缩性骨折等等，给病患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临床上，脊柱疾病主要分为退变性脊柱疾病、脊柱创伤和肿瘤、脊柱畸形。

A、退变性脊柱疾病（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颈腰综合征、慢性腰背痛等）：脊柱根据其结构特点与位置，分为颈椎、胸椎、腰椎、骶椎。无论是脊柱的何种节段，良好的椎间盘与两侧椎板关节突是脊柱保证活动性的重要前提。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上述关节由于异常应力分布、无菌性炎症、外源性损伤等因素，其正常结构发生改变，引起脊柱退变性疾病发生。而伴随着相应结构不断退变，突出的椎间盘，增生的后纵韧带与黄韧带进一步压迫脊髓与神经根，从而导致脊柱退变性疾病不断恶化以及相应临床症状的发生。目前退变性脊柱疾病已经成为脊柱疾病中的最常见病种。

颈椎是人体最容易发生退变性疾病的区域。颈椎退变性疾病从20岁左右开始发生，其发生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40岁至49岁人群中50%以上可见颈椎影像学退变；而60岁以上人群几乎100%都发生了颈椎退变性病变。颈椎退变早期没有症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变日积月累，最终发展成骨刺、椎间盘突出等结构性改变，这种结构性改变对神经系统形成压迫进而造成患者头痛、头晕、肩膀痛及手指麻木等症状。数据显示，颈椎病的患病率根据职业不同呈现较大差异，大学教职工为10.8%，机关人员为27.3%，白领人群为33.9%，公务员为54.8%。

腰间盘突出症也是退变性脊柱疾病中较为常见的病患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各部分（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其是髓核，有不同程度的退变性改变后，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之处突出（或脱出）于后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双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长期伏案工作、久坐、长时间驾车等不良习惯使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逐渐升高，同时发病人群也逐渐年轻化。卫健委数据显示，腰椎间盘突出疾病患者出院人数近几年快速增长，2017年出院人数高达73万人，增长率为12.7%,其中县级医院的出院人数占比持续提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腰椎间盘突出治疗需求的快速提升，尤其是基层患者的需求更为旺盛。

B、脊柱创伤和肿瘤脊柱创伤主要包括压缩性骨折、爆裂性骨折和腰椎峡部裂造成的椎体滑脱。压缩性骨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中最常见的类型，系由于脊柱骨骼压缩而发生的骨折，大多数压缩性骨折发生在骨质减弱的椎骨中且多发生在老年人中，这种情况是由骨质疏松症或其他骨质减弱性疾病导致的。当骨骼退化到一定程度时，骨骼就会发生骨折，这时骨骼在日常活动中不能再支撑脊柱。长期来看，中国老龄化持续加重，2018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5亿，预计2035年将超过4亿。老年人作为椎体骨折的高发人群，椎体骨折患者将伴随老年人口增长而持续增加，预计2025年中国椎体压缩骨折新发病人数量将超过300万，2035年将超过400万。

外伤爆裂性骨折主要为高空坠落导致，且多会造成神经的损伤。腰椎峡部裂造成的椎体滑脱多出现于青少年由于过度屈伸运动造成的脊柱后方峡部断裂。脊柱肿瘤是指发生于脊柱的原发性及继发性肿瘤。原发性脊柱肿瘤的总体发生率约为0.4%。绝大多数青少年脊柱肿瘤为良性，而中青年患者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治疗上一般通过切除肿瘤组织后通过内固定系统重建脊柱承载功能。

②骨科疾病病人规模：据中金企信国际咨询公布的《脊柱类植入耗材“十四五”发展战略-2021-2027年中国脊柱类植入耗材行业市场发展战略分析及投资前景专项预测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YLD（伤残所致寿命年损失）数达13,944.4万人年，其中导致YLD最多的疾病为低背部、颈部疼痛（占比11.6%），这表明，脊柱相关疾病成为国内首要致残疾病。据美国NIH统计，脊柱退变疾病在全球范围发病率高达5.7%。我国脊柱侧弯发病率为1%-2.7%，在3亿儿童和青少年中，患者数目可达六百万，并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发布的首个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骨质疏松症已成为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重要健康问题，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问题尤甚，50岁以上女性患病率达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而65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更是达到了51.6%，而骨质疏松是导致脊柱骨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③主流产品及发展趋势、技术特点及要求、关键影响因素：脊柱类植入物主流产品主要为两大类，一类为由接骨板、固定棒、螺钉等单独或组合而成的脊柱内固定系统，另一类为椎间融合器。

对于脊柱内固定器，其发展趋势为治疗部位、治疗方法和治疗疾病范围的多样化，早期脊柱内固定器主要为胸腰椎后路内固定器，随着医生对脊柱疾病理解的不断深化，临床上对不同细分病种的专用器械的需求不断上升，对内固定器械的设计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内固定系统主要包括胸腰椎后路内固定系统和颈椎前路钢板系统，其中胸腰椎后路内固定系统主要用于治疗需要通过器械进行融合的胸腰椎及骶骨的严重机械不稳定或畸形，以及胸腰椎骨折和错位，市场上先进的胸腰椎内固定系统除普通脊柱内固定外还能够同时实现脊柱矫正、重度畸形矫正、脊柱肿瘤治疗、青少年/幼年脊柱矫正等功能。

此外，椎间融合器也是脊柱植入物耗材最重要的细分领域之一。自从椎间融合术在临床上应用以来，以自体三面皮质骨为融合介质的传统技术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但其存在生物力学和生物学的缺陷。为寻找理想的替代材料，使这些材料符合人体生物力学特点，与人体组织有良好生物学的相容性，同时具有自体三面皮质骨优点，学者们在材料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椎间融合器根据其材料可以分为：金属类融合器，大多为钛合金融合器等。非金属类融合器，如高分子聚醚醚酮（PEEK）等。虽然融合器的材料各式各样，但其必须满足下列基本要求：植骨块或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应高于通过椎间盘的压应力。材料在传导外力时无明显移位，并保证植入后的即刻稳定性，促进骨愈合。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生物力学性能、骨传导性能。除材料不断创新外，对疾病治疗的深入理解也催生了多样化融合器设计的需求，比如胸腰椎后路减压融合、胸腰椎前路减压融合、微创椎间隙融合、颈椎前路减压融合等。

由上可知，影响脊柱产品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为临床医生对脊柱疾病的更深入的发现、理解和对临床治疗方式的创新，另一方面为材料学的迅猛发展。